定罪紀念Memorialize with Conviction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隨後，美軍派蔣介石軍事佔領台灣，1947年發生中國軍隊屠殺日本居民住在台灣的日本居民，包括琉球籍的三十餘人，這就是震驚全球的「二二八精英屠殺事件」，這是中國人對當時日本人（包括本土台灣人和琉球人）的屠殺，我們要真相、我們要事實，不能讓中國人一昧亂解釋逃避戰爭罪的處罰，歷史上，日本人在台灣島上被屠殺有兩次紀錄：

日本明治政府於1874年5月7日至7月1日間，以自1872年10月15日以後已成為琉球保護國之立場，為於1871年12月間，遭颱風而漂流至今屏東牡丹鄉，被當時牡丹社人「誤認為漢人」，押解至雙溪口(今之牡丹鄉石門村茄芝路)漢人村莊索贖金不成，致遭殺害之54名琉球王國宮古島民，日本執行懲罰性之軍事行動，以「討回公道」。

1947年間在日本台灣所發生之228事件，是中國軍事佔領當局違反國際法規定，未承擔及履行其應保護佔領地人民生命和財產之義務，倒行逆施，對當時日本台灣領土上之日本國民進行屠殺和劫財。其中有30多名居住在基隆和平島地區之日本琉球人，因被中國軍人「誤認為本土台灣人」，遭殺害。六十三年後的日本人，終於驚覺過去的沉默是錯誤、是不負責任的表現。

8月13日自由時報報導,，基隆和平島漁港早年有很多琉球漁民落戶，人數最多時有五百多人，是台灣北部地區最大的琉球人聚落。當年和平島海邊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地之一，當地的琉球人也受到波及身亡。現在，日本沖繩縣為紀念在228事件中罹難的琉球人，計劃在和平島興建「二二八事件琉球人殉難紀念碑」，接受日本沖繩縣政府委託，來台之沖繩縣議會議員當間盛夫(Toma Morio)，8月12日前往和平島公園勘查建碑適當地點時強調：「日本人不是要尋舊恨，但是，這些事情終究是事實。.....」當間盛夫議員於8月15日，發表「與台灣之交流促進」之台灣視察報告文中，提及：「228事件是日本停戰2年後之1947年，當時蔣介石所領導之中國國民黨，對自己國民之虐殺事件。犧牲者中也包括日本人及與琉球有關者。」

當間盛夫議員，您誤會了，您嚴重錯誤理解了：
1. 中國軍事佔領當局在228事件中所屠殺的，並非其「自己國民（中國
人）」，是包括台灣裔、琉球裔及大和裔之日本國民。您錯了！

2. 中國軍事佔領當局所觸犯的，並非可行私下和解之民事恩怨，是在戰後和平條約締結前，還在戰爭狀態中（尚未簽和平條約），是違反國際戰爭法，是為無時效限制，必須追究到底之戰爭罪行。您說對不？

日本沖繩縣政府太客氣了，認為只要立碑紀念，算是替含冤殉難者討回公道，從此一泯恩仇？那麼，前德國納粹黨人，也無需因曾屠殺猶太人，一輩子逃避猶太人追緝？同樣的，前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(Slobodan Milosevic)，也無需因種族淨化科索沃之戰爭罪行，死於荷蘭海牙「國際犯罪法庭(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)」監獄中？當間盛夫議員，您身為日本人，不能不了解歷史，對不？

日本對於1871年「牡丹社事件」，在琉球王國求援下，以保護國立場出兵台灣， 為琉球人討回公道。日本是於1919年才完成「琉球領土編入」，而日本也於1945年4月1日，完成「台灣領土編入」。因此，沖繩縣政府除了立碑紀念外，是否應結合「台灣平民政府（非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）」，比照1871年12月間所發生牡丹社事件，在1952年4月28日後，因和平條生效，恢復為主權國家之日本，依其對琉球及台灣之主權義務，向國際法庭提出控訴，為在二二八事件中，因中國佔領當局違反國際法，遭受「屠殺 或誤殺」之台灣裔及琉球裔日本國民討回公道。較諸「牡丹社事件」，日本政府出面追究「二二八事件」更有正當性，「台灣平民政府」國安參謀聯席會議的國際法專家願意代勞，共同努力，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訴訟。

和平條約生效以前，戰爭停止以後，無論是交戰(engagement)或是停戰(truce)，甚至是戰爭時刻(wartime)，所有軍事行動皆受制於國際法。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有「交戰期」戰犯皆已受到懲罰。然而，唯獨「停戰期」之戰犯，以及後繼者仍是唯一逍遙於國際法外，未受制裁。

加害方無反省謝罪，被害方卻寬恕和解，是姑息養奸，形同默認加害者犯行之正當性，就法律和道德層面而言，是不符人間正義，不被允許的，本案涉及國際人權及正義，絕不可私了。紀念二二八事件最好的方式，不是為受難者「立碑」，是將犯行者「定罪Conviction」。

作者：林 志昇（武林 志昇˙林 峯弘）
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
2010/08/29
2014/01/22